2010年1月27日至31日，各国政要、企业高管和专家学者云集瑞士小镇达沃斯，热议国际经济社会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议题之一是世界经济展望。乐观派认为，世界经济远比预想的要乐观，2010年美国经济增幅将达到4％，中国经济可望达到9.0%，世界经济增幅则在4.2%，将呈现V形复苏。悲观派认为，当前的经济复苏，很大程度是不可持续的“政府驱动型”，认为经济已经“触底”还为时尚早，经济二次探底呈W型复苏的可能性很大。

要怎样看待这样对立的观点？又该怎样判断世界经济的未来前景呢？我认为，数据本身可能并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数据背后的真实基础。

第一个要正确认识的，是这次的危机仅仅是金融危机还是同时也是经济危机。我的看法，当然是后者了。现代经济是耐用品经济，这是一种长期里生产能力超过消费能力的经济。想想吧，30小时可以生产一台汽车，但这样一台车我们可以开十多年的。当新的技术发明了，新的产品出现了，就会形成投资，产生就业和收入，收入的增加又会带动消费和新的投资与就业，经济于是走向繁荣和高涨。新的市场的发现、城市化、工业化，一切新的增长机会都会以这样累进叠加的方式制造经济繁荣和高涨，但经济最终又都会因为生产过剩以衰退和萧条而告终结。同样的机制反过来，经济在走向衰退和萧条的过程中也是有累进叠加效应的。

我不否定金融体系有问题，更不是说金融体系的问题不会加剧经济的波动。假如金融监管更加严格，融资杠杆不是那么高，经济的泡沫就不容易做大，衰退也就不会那么猛烈。这也是说，我没有否定大会“重思、重设、重建”的主题。我只是要强调，经济的波动是系统风险，个体很难识别；就算识别了，也很难避免。总不至于雷曼兄弟是自愿破产的吧。我要强调的是，即使我们健全了金融体系，未来的世界经济仍然会处在繁荣—衰退的周期之中。

第二个要正确认识的，是上一轮世界经济扩张的特殊背景。一方面，IT革命和前社会主义国家转轨而纷纷进入到经济发展的快车道，这两件事情本身就成就着世界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另一方面，柏林墙倒塌使得超过20亿的廉价劳动力走入全球贸易体系，IT革命则使得供给端更加有效率，这二者共同稳定了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和商品价格，加之美元作为国际中心储备货币被世界其它国家所需要和储备，尤其是柏林墙倒塌后转轨国家产生的巨大增量需求，共同成就了美国长期实施低利率扩张性货币政策而没有通货膨胀的大好局面。

柏林墙倒塌不可复制，而替代IT革命的新的技术革命短期里怕也难以形成，这决定了上一轮世界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乃是特定背景下的非常态高增长。未来新兴市场还会继续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但是货币长期扩张而没有通货膨胀的时代应该是一去不复返了。

非常态高增长本身意味着向上扩张的累进叠加效应更加巨大，最终经济向下调整的压力也更大。经济向下做调整，不是经济现在出了问题，而是经济过去出了问题。一定意义上，经济向下做调整乃是经济自我修复的过程。说过了，经济向下调整也存在累进叠加效应，是可以过度调整的。这决定了政府出面进行一些干预是必要的。但是干预只是要消除累进叠加造成的过度调整，是不可以企图通过政府人为制造的需求永久地解决掉生产过剩的矛盾的。

各国政府的救市措施所做的只是把矛盾来进行转移，一切凯恩斯主义的救市办法都只能是把眼前的这种性质的困难转化成未来的另一种性质的困难。为应对这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各国政府都制定和实施了庞大的开支计划，各国利率都降至历史罕见的低位，虽然此举促成了经济的快速复苏，却也积累了新的风险：在许多国家，银行坏账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个人消费也没有被有效激活，房地产泡沫还未完全挤出，财政赤字却已高得不能忍受，新的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预期已然显现。一旦政府不得已而开始“退出战略”，经济发生逆转二次探底都有可能，经济政策只能在两难之中艰难取舍。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上世纪50、60年代，西方世界推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接踵而至便是滞胀的70年代。今天，全世界一起推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不会没有后果的。金融危机最猛烈的风暴虽然已经过去，但新的风险依然存在。世界经济的巨轮虽已驶离最危险的港湾，但是目前仍航行在“未知的海域”。寻找未来新的经济增长来源“十分困难”，新的经济平衡不会在一夜之间出现。2010年之后，另一个滞胀时代到来或许已经不可避免。

（本稿编辑/时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