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锐：释永信事件长考：一场折射宗教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多棱镜”--当代时报--中国当代新闻网

释永信事件从十年前的“网络举报”到如今的“刑事调查”，从“宗教内部事务”演变为“社会公共议题”，其发展轨迹既是个体命运的起伏，更是中国宗教治理现代化进程的缩影。这一事件的特殊性、结果的差异性、过程的敏感性，共同构成了观察当代中国宗教管理与社会治理的独特窗口，也为我们理解“如何规范宗教事务”提供了深刻的警示。

一、事件的特殊性：宗教身份的“双重性”与权力边界的模糊性

释永信的特殊性，首先在于其身份的“双重叠加”—— 他既是少林寺方丈（宗教领袖），又是全国人大代表（政治身份）、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宗教团体管理者），更深度参与少林寺商业化运作（文化经济角色）。这种“宗教-政治-经济”的三重身份，使其权力边界远超普通宗教人士。首先是宗教权威的世俗化：作为方丈，他本应恪守“六根清净”的戒律；但作为商业推手，他又需通过市场化手段扩大少林寺影响力。这种矛盾的角色定位，天然埋下了“公私不分”的隐患。第二是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宗教场所的“非营利性”与商业运作的“逐利性”交织，使得财务监管、人事任免等关键环节缺乏外部制衡。例如，少林寺通过关联公司运营资产时，资金流向往往游离于宗教事务监管体系之外。

这种“特殊性”决定了释永信事件并非单纯的“个人道德问题”，而是传统宗教在现代社会中“身份错位”的集中爆发。它暴露了宗教领域长期存在的“权力集中-监管缺位” 矛盾——当宗教领袖同时掌握宗教权威、经济资源与社会影响力时，若缺乏制度约束，权力滥用几乎成为必然。

释永信，俗名刘应成，1965年9月6日出生，安徽颍上人，少林寺第三十代方丈，曾拥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等职务。释永信其人的一些负面消息在他的故乡几乎是公开的秘密。此前，笔者跟颍上籍的几位熟人聊天，求证其在故乡的一些传闻，一致的说法是：释永信虽然在少林寺出家，却有众多的疑问。他16岁离开颍上赴少林寺，一路走，一路卖老鼠药，本为谋生。出家以后，与俗家保持密切联系，更为俗家作出很多帮助。他事实上就是一个假和尚。故乡普遍传言，他的第一个私生子就是在颍上县医院出生的。他在少林寺的经历有完整资料可查，关于他的一些传奇，当有新闻刻意营造成分。（颍上是淮南的邻县，关于他的传闻淮南也有不少，均属负面。）

佛教传入内地两千多年来，代有高僧，教义的阐释开示了无数的思想者、觉悟者。其信众，既有生活艰困的普通信众，也有养尊处优的社会显达。佛教经典的阐释与修为的深湛，成就了许多弘法普渡的高僧。我们耳熟能详的有面壁九年的禅宗祖师达摩；断臂求法的禅宗二祖慧可（安徽是禅宗的传承地，二祖寺在岳西司空山，三祖寺在潜山天柱山）； “地狱未空誓不成佛”的地藏王菩萨金乔觉；西天取经历经劫波而释家经典传遍九州的玄奘法师。近代弘一法师李叔同槛内槛外均为人师表；当代佛学大师赵朴初弘法终身，他们赢得人们的顶礼的同时，更是人们精神世界的一座丰碑。弘法普渡在于熟悉宗教经典，面对人生困惑时开启人的智慧，导人向上向善。他们自己更是以身作则，既入空门，守法守戒，功德圆满，垂范后世。正是高僧大德的舍身弘法，才呈现出“天下名山僧占多”的文化格局。佛教教义，佛家思想得以成为普通信众的精神信仰。

推而广之，小乘佛教的宗喀巴大师开黄教一脉，弘法普渡，戒律严明，成为藏传佛教的精神象征。后世藏传佛教不乏高僧大德，六世班禅就是杰出的代表。佛教之外，世界范围宗教界都有德高望重的思想者、布道者，他们的事迹广为传诵。宗教作为一种精神信仰，教义的传承与引导信众向上向善的思想传播，特别是舍身弘愿的精神领袖的不断出现呈正相关的关系。无论我们持有怎样的精神信仰，对宗教信仰的尊重始终不变。

然而，宗教界也有为人不耻，沦入阿鼻地狱堕落者。释永信只是其中的一例。翻检百度，唐代法朗和尚、宋代道坚禅师、明代悟真和尚等等，或因敛财，或因好色而身败名裂。作为个体，他们的堕落被载进史册，而佛教并不因为他们而影响传播。释永信有过自己的奋斗，对少林寺的发展作出过贡献。从其经历来看，他与历代高僧的成长有根本的不同。他虽然拥有佛学各种学历，又拥有MBA头衔，有影响的弘法活动寥寥无几，出席活动很多，通常就是站台或观礼，属于社交活动。作为一代高僧，乏有追随高僧弘法辩经、开坛讲道的记载。相较于把一生寄托于佛教传承事业的当世高僧梦参大师而言，无论是对经学的领悟还是以身作则，他都难望项背。人们知道他甚至并非因为他是少林寺方丈，更多的是因为他把少林寺改造成为商业传奇。因之，他的个人财产已是天文数字。尽管如此，这位拥有高僧头衔的少林寺方丈，居然私授公产以用作取悦红颜或是养育子女，并与多名女子保持非正常关系。实在是匪夷所思，令人惊谔。

当然，在其故乡颍上县，这样的传闻不仅俯拾即是，而且均言之凿凿。可见，释永信作业到了何种程度！自行不义必自毙，天理昭昭，道义永存。虽然释永信因贪财、好色而身败名裂，但就像历史上曾经发生的那些佛教界的堕落者一样，沦入阿鼻地狱的只是释永信本人，佛教信仰不会因之而产生颠覆性影响。

佛教徒一直有“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一说，似乎度牒便是免罪灵符。民间也有许多遁入空门的传说，甚至有虽杀人越货，一旦遁入空门便可既往不咎等种种讹传。典籍中，僧人因犯戒律而自裁的例子同样存在。僧人自当参破红尘，四大皆空。身披袈裟是信仰的标志，弘法持正，严守戒规是基本要求，一旦背离清规戒律，要么自我了断，要么接受法律的审判。度牒进入释门的身份证，度牒又是教义教规的象征，只能恪守，不可违犯。否则，必然受到严厉惩戒。在古代中国佛教史上，唐代法朗和尚因“贪财破戒，焚牒还俗。”（《唐会要·卷四十九》）法朗原是长安大慈恩寺高僧，讲经说法，信徒如云。但他说一套，做一套，暗中将寺庙田产抵押给商人，换取金银，藏于密室。事发后，朝廷联合僧纲司调查属实，下旨：“削籍焚牒，押归原籍，终身不得复为僧。”法朗本是一代高僧，因贪念而敛财肥私，朝廷震怒直接出面进行惩戒，最终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它表明，度牒不是免罪灵符，即便是高僧，一旦犯戒，惩处一样严厉。

《禅林僧宝传·卷十二》记载，宋代少林寺首座道坚禅师入戒以来，勤学精修，终成正果。道坚禅师以“顿悟禅法” 闻名天下，是公认的一代高僧。然而，晚节不保。担任少林寺首座以后，却贪恋酒色，私蓄妻室，在山下置私宅。弟子发现之后，苦心规劝反而遭到殴打。生而为人，一旦戒律尽失，体面不存，附加在身上的荣誉、尊重便失去应有的分量。结果，道坚禅师违反戒律的事最终败露，遭到少林寺“羯磨法会”（佛教审判大会）宣判：“破大戒，坏清规，逐出山门，永不收录。”

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灭佛”事件，大多与具体的僧人群体有直接关系。元代的海云法师本是五台山高僧，因精通易学，得到忽必烈的赏识，被尊称为“国师”。获得“国师” 之尊的头衔，他便忘了根本，结交权贵，妄议朝政，甚至直接参与废立事件，结果被忽必烈赐死。这些事例表明，度牒从来都不是免罪灵符，作业终将受到惩处，不因位高权重而例外。释永信事件刚刚披露，更多的真相有待查明，40余年的释子生涯没有养成澄澈如水的心境，反而利用位高权重作出为佛教伦常所不耻的恶行，是“自作孽不可活”。十年前，其弟子公开实名举报，结果“查无实据”不了了之。时至今日，真相即将大白于天下，其身败名裂完全是咎由自取。

释永信除了少林寺方丈的身份，还担任河南省佛教协会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副主席等社会公职，因其宗教领袖的身份，经常参与省级以及更高层的政治协商活动，对于党和国家的政策是熟知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重拳惩腐除恶的一系列举措也是知晓的。作为中国佛教协会的领导人之一，遵守国家法律是起码的常识。释信空担纲运作的商业机构更是聘请高端法律人才组成律师团，在维护他本人以及寺庙商业利益的同时，他对国家法律并不陌生。不持佛教戒律，公然违反国家法律，自然应该受到法律的惩处。

从纯法律的层面来看，释永信即使穿上僧衣，皈依佛门，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国家法律的尊严不打折扣，即使位高权重在法律面前亦必须俯首。

四、结果的差异性：十年前后的“冷处理”与“硬问责”折射制度进步

十年前举报释永信时，舆论沸沸扬扬而“查无实据”；十年后，却是“注销戒牒+刑事立案”的雷霆手段。这种“ 结果差异”并非简单的“证据积累”，而是中国宗教治理体系从“维稳优先”向“法治主导”转型的缩影。

十年前的“软处理”，本质是传统治理逻辑的延续：宗教事务被视为“内部矛盾”，需避免“过度干预”伤及社会稳定；地方出于文旅经济考量（少林寺是登封市支柱产业），更倾向于“保护性妥协”。此时的监管工具以“内部协调” “冷处理”为主，法律与制度的刚性约束尚未充分激活。十年后的“硬问责”，则标志着治理逻辑的根本转变：2018年

《宗教事务条例》修订后，宗教团体的财务公开、法人登记、戒律执行被纳入法治轨道；2023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提出“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明确要求“强化宗教事务法治化治理”。此时的监管工具转向“跨部门联合调查”“刑事立案”“戒牒注销”，法律与制度的刚性成为主导力量。

这种差异印证了一个关键结论：宗教领域的乱象能否根治，根本上取决于制度是否“长牙”。当治理逻辑从“回避矛盾”转向“直面问题”，从“内部消化”转向“依法追责”，类似事件的走向便会发生根本改变。

五、过程的敏感性：宗教问题的“社会神经”与治理的“平衡艺术”

释永信事件之所以引发持续关注，在于其触及了社会的多重敏感神经。

一方面，是信仰信任危机：公众将宗教视为 “精神净土”，宗教领袖的私德失范（如私生活争议）会直接动摇信仰根基。正如网友评论：“连方丈都如此，少林寺还能信吗？”

另一方面，是文化安全隐忧：少林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球符号，其“过度商业化”曾引发“文化变味” 的质疑。此次事件更被部分舆论解读为“传统文化符号被权力腐蚀”，加剧文化认同焦虑。此外，境内外势力借题发挥：宗教问题易被境外势力包装为“人权议题”“宗教迫害”，试图煽动对立。

十年前的网络举报中，便有境外媒体借机炒作“中国宗教不自由”；此次调查中，官方对“证据链”的严谨把控（如公安笔录、财务审计），本质上也是对“污名化叙事”的反击。

处理此类敏感事件，关键在于把握“法治”与 “舆情”的平衡：既要以法律为准绳，避免“舆论审判”；又要以透明为原则，及时回应公众关切。释永信事件中，官方在注销戒牒后同步公布调查进展，正是通过“权威信息” 压缩谣言空间，将舆论焦点从“道德批判”引导至“制度反思”，体现了治理的成熟度。

释永信的堕落或许只是一个孤立事件。从目前披露出来的信息看，似乎只是信永信的佛系商业帝国内部的贪腐案件，以及释永信个人道德失范，亵渎戒律事件。如果深入追究，一定可以通过这一“孤立事件”理出更多不孤立的利益关联事件或关联人物。释永信出道以来，从少林武僧团的建立到参与一系列社会表演，或许只是当代社会舆论宽松以及改革开放政策红利的体现。当他以此为契机，注册商业公司并滚动发展，国内、海外都拥有大量资产的时候，如果没有社会管理阶层的参与，一定是办不到的。这里涉及的不仅是佛教界允不允许的问题，还涉及国家相关政策的解读与执行，监管机构的作为与不作为的问题。同时可能还涉及国家层面的监管是否有效到位的问题。

对这一“孤立事件”是否应当过分解读是可以见仁见智的，但从中央巡视以来以及各地查办的一系列贪腐案件司法实践看，但凡一桩涉及重大商业利益的案件，背后往往都有不可避免的利益输送。推彼及此很难不让人作此联想。撇开释永信的释子身份不说，既然从事商业活动必然会“在商言商”——而从现已披露出来的信息可知，释永信其人可以亵渎基本信仰，可以置做人的原则于脑后，即使做出更多出格的事也不让人意外了。或许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对这一“ 孤立事件”展开深入调查，这是清除毒瘤，还佛教社会肌体健康的需要，也是还社会肌体健康的需要。

释永信把寺庙持股的商业资产私授于释子某，是典型的利益输送。利益输送在不法商业活动中十分常见。面对不同的利益攸关方甚至是商业合作伙伴，通过利益输送可以换取不同的利益诉求。非法的利益输送往往可以避开有效监管，打通“关节”，让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获取最大商业利益。

近年来披露的大案要案，几乎无一例外的存在利益输送，利益输送也是屡试不爽的“围猎法宝”。具有MBA学位头衔的释永信想必深谙此道，有必要认真调查一下释永信的佛系商业帝国数十年商业往来中的利益输送问题，这既是揭开释永信事件始末的基本要求，更可以通过调查了解释永信商业帝国快速发展的基本脉络，厘清合法与非法边界，既可以维护少林寺应有的尊严，也可以还社会包括广大佛教信众的以清晰的认知。

早在十年前，便有少林弟子实名举报释永信存在不守戒律等行为，最后以“查无实据”而不了了之。此后，释永信不但没有丝毫的悔意，而且变本加厉，在戒律与犯罪的路上越走越远。可以如此有恃无恐，当与其自身的“光环”有关。除此之外，令人联想的空间同样很大。从近年来查办的大案要案来看，大凡有恃无恐者背后都有位高权重的“靠山”，自带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光环”，且背后又有“靠山”，释永信自然不在乎一个小沙弥的实名举报。宋代少林寺的道坚法师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弟子举报，反遭殴打。只是，当今不是宋代，党中央打黑除恶的决心坚如磐石，行动毫不迟疑。释永信事件是否“孤立”，通过调查一定可以水落石出。这是还佛教世界清静安宁的治本之策，也是平息社会舆论的治本之策。

马克思曾经犀利地指出：资本自从来到人间，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是马克思对资本本质的深刻认识与深入剖析。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资本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促进作用是可以肯定的，利用资本与市场的活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必然，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但是，我们仍然必须记牢马克思的谆谆教诲，警惕资本的异化和对社会的腐蚀与渗透。

近年来查处的大案要案，涉案人与资本的异化腐蚀呈正相关关系。许多腐败堕落的官员皆因资本的围猎而泥足深陷。翻开这些人的履历，都有过勤勉奋斗的过往，他们受过良好教育，是行业内的佼佼者，有的还做出过令人称道的贡献。一旦身居高位，资本的围猎便如影随形。利益输送、亲情友情、人情世故所产生的温水煮青蛙效应，背后都有资本的盘算。一旦权钱交易达成，昔日的优秀人才瞬时便成为资本操控下的逐利者，初心、原则都成为装饰，利欲熏心才是“目标”。这其中自然与个人素质、道德底线不高有直接关系，但资本的异化作用也是原因之一。从安徽落马官员来看，转任皖能集团等大型国企的主要负责人概率相对较高，数额往往也较高。学习教育是提高思想认识的重要端口，必须持续加强。但也必须看到权力与资本结合度越高，资本异化作用便越直接。堵住资本的腐蚀与渗透，需要正视其中的风险与概率。这是实现从严治党根本目标的现实考量，也是干部培养使用的现实考量。

从释永信事件来分析，同样有着惊人的同步性。释永信，作为一个16岁出家当和尚，在少林寺礼佛诵经数十年的僧人，设若只是面壁潜修，无论生性是否顽劣，都不大可能出现过度离经叛道的结局。设若释永信只是一个武僧，有机会在俗世的聚光灯下表演拳脚工夫，即便有贪欲之心也鲜有可能实现。登上少林方丈之位，经营佛系商业帝国，纸醉金迷已是公然事实，佛学奥义，禅宗修为，清规戒律，在资本的异化下，信仰已然崩塌，袈裟无从遮掩，身败名裂只是迟早的事了。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吃一堑长一智。资本的逐利本质与无孔不入的渗透，值得深度警惕。这不是为释永信开脱，而是应当引起全党的高度警觉。

八、社会闻人的道德失范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释永信是佛教界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更是社会公众眼里的“闻人”。社会闻人因其身份和影响，经常引起人们的更多关注。中国文化崇尚“文治武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人们心目中的座右铭。上下五千年的文化传承，中国历史上的深具文治武功的圣贤明君英雄豪杰灿若星辰，引领中国社会向上向善。

民族独立、国家安全深受威胁的时候，崇尚英雄是社会共识。因之，中国社会很长一个历史时期，社会情结倾向于英雄崇拜。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飞速发展催生出各行各业的社会精英，经济的飞速发展加速社会结构的变化，文化的交流互动催化了思想的多元。多元化的思想裂解出不同的社会族群，同时也加剧了阶层的演化。随着国家的强大，外患意识的淡出，社会关注点分散，不同族群不同阶层的自然聚合，社会的内视化以及利益诉求的趋同化，进一步改变了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此时，社会共识越来越呈现出多点分散状态，不同的族群推崇自己心目中的“英雄”，社会各界精英各有拥趸，众多社会闻人以各种身份出现，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党中央敏锐甄察，发出针对性整治举措，收效明显。

一些网络大V，一众明星或敛迹或改弦更张，无序状态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变。然而，仍有一众社会闻人不断传播负面信息，在社会造成不良影响。释永信就是其中一例。

社会闻人是社会产物，必须具有社会责任和担当。社会风气的修复与净化，在人类社会实践中的途径无非“革命” 或“改良”，“革命”的社会成本巨大，因为制度重构，革故鼎新，可收治本之效。“改良”在于明确目标，分步进行，成本与社会冲击相对较小，收效也需要更多时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革除积弊，更新思想，引领社会风清气正，这是新时代中国将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全面从严治党，从源头治理，以党风正政风，引领社会风气。

引领是定风向，树标竿。从严治党的法治化、常态化可以最大程度根除权力傲慢，权力腐败，效果日益彰显。党风政风的好转对社会风气的影响正日益彰显。然而，一个文化多元化的社会，社会闻人的影响力是不容低估的。一方面，社会闻人的思想观点作用于特定人群，影响其思想与行为。正能量传播可以成为主流思想的媒介与补充，产生直接的积极作用，反之会成为主流思想传播的障碍，对社会风气的养成产生负面影响面。另一方面，社会闻人的行止对特定人群具有直接的示范作用，影响大众心理。社会闻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都可以产生关联效应。特别是其有悖于社会公德的所做所为，一旦被错误的“宽容”，既会成为特定人群效仿的对象，又会持续地产生负面影响，对社会风气的净化十分有害。社会闻人必须具有高度的责任与担当，配合党风政风主流观点，引领社会风清气正作出表率。

法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惩戒非法是社会治理的必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严治党，根除腐败，开启清明政治新局面取得显著成效。从严治党，从源头上匡正社会风气，得到人民的广泛赞誉和一致拥护。治理实践也一再证明，从严治党的收效不能替代全面社会治理，经济社会活动的参与者是全民大众，要全面匡正社会风气，标本同治才是有效对策。我们鼓励社会闻人担当责任，同时不放任任何特殊群体的违法犯罪。释永信事件表明，必须严正关注那些道德失范的社会闻人，国家监察机关的法律法规覆盖全社会，社会闻人一旦违法犯罪，必须予以惩戒。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具体体现，也是现代社会普遍遵循的社会价值。

九、治理的必要性：从个案到系统，宗教治理现代化刻不容缓

释永信事件的价值，不仅在于“处理一个人”，更在于 “倒逼一套制度”。其警示意义在于：若宗教领域的治理漏洞不补，类似事件可能反复上演，最终损害的是宗教自身的公信力、社会的凝聚力与国家的文化安全。

治理的必要性，体现在三个层面：宗教自身的存续需求：宗教的生命力在于信仰的纯粹性。当宗教领袖沦为“权力寻租者”，当寺院变成“商业公司”，宗教将失去存在的根基。此次中国佛教协会注销释永信戒牒，本质上是对宗教神圣性的捍卫。

社会稳定的现实需要：宗教覆盖数亿信众，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单元。若宗教领域乱象频发，可能引发信众与管理部门的对立，甚至被别有用心者利用。规范宗教事务，是维护社会和谐的“先手棋”。

文化自信的战略要求：宗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让宗教回归“精神引领”本质，才能真正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若任其功利化、世俗化，将动摇文化自信的根基。

释永信事件的十年之变，是中国宗教治理从“被动应对” 到“主动改革”的缩影。它告诉我们：宗教领域的乱象，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人问题”，而是制度漏洞的“集中投射”；解决问题的关键，也不是“事后追责”，而是“事前预防”。未来的宗教治理，需以“法治化”为纲、以“透明化”为要、以“中国化”为本：通过完善宗教团体财务监管、强化权力制衡、推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深度融合，构建“管得住、管得好、管得活”的治理体系。唯有如此，才能让宗教回归其精神本质，让少林寺这样的文化符号重焕纯粹光彩，让社会对宗教的信任与尊重得以重建。这不仅是对释永信事件的最深刻总结，更是中国宗教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