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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文房四宝”之谜
发布时间:2010/6/26

毛泽东用“文房四宝”打败了国民党的“四大家族”

    笔、墨、纸、砚,历来被中国文人称为“文房四宝”。也是历来传播国学的媒介和载体。毛泽东一生与写作和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对文房四宝有着特殊的感情。他用文房四宝写出了一篇篇雄文大作,一首首诗词华章,也用文房四宝摘取了草书这颗中国书法艺术皇冠上的明珠。 
    早在井冈山时,贺子珍知道毛泽东喜欢用毛笔起草文件、书写文稿,便经常让父亲贺焕文代购一些笔墨纸砚供毛泽东使用。贺子珍和毛泽东结婚时,亲手用江西农村整幅蓝土布裁成长方形,花了几天功夫,一针一线精心缝制了一只多用挎包,送给毛泽东。这个挎包里面有多层口袋,外面又有若干小口袋,可以装笔墨纸砚,甚至尺子书板、毛巾漱具等随身办公用具和生活用品,简直是个“百宝囊”。 
    毛泽东看了非常高兴,赞赏道:“好,我的传家宝——‘文房四宝’可以装放携带了。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的四大家族。” 
    长征时期,毛泽东不论走到哪里,他的警卫员的首要任务便是将文房四宝摆好。他向警卫员陈昌奉交代:“我到哪里,不吃饭,不洗脚,也要把文房四宝摆好,随时可以工作、看书学习。” 
    建国以后,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文房四宝占据最显眼的位置。在毛泽东度过了17个春秋的毛泽东故居——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卧室北房东屋,门边南窗如今按原样陈列着一张大书桌,桌上有一铲形的端砚,装在紫檀木盒里。书桌上还摆着一小瓶“中华牌”墨汁。一小块完整的“龙门”墨锭,放在一个小巧玲珑的木架座上。书桌上还有一只四方形的铜墨盒,古红色的笔筒里插着几支大楷笔,全都套着铜质或铝质的笔套,笔杆是普通的竹笔杆。书桌的左边角上放着一叠裁开成大16开的宣纸页,洁白如玉,还有一叠大小信封,以及五六支红、蓝、黑铅笔。在东房北屋也有一张大书桌,一只方铜墨盒比卧室书桌上的略小,白瓷圆笔筒里插着几支黑笔杆的大楷笔,也有笔套。 
    毛泽东一生大都用毛笔和铅笔写字,极少用钢笔和圆珠笔。现在保存下来的他使用的毛笔多出自鸠居堂、清莲阁、朴园等老字号笔店,包括长锋狼毫、羊毫、鸡狼毫、紫毫等多种质地,有的上面刻有“曲水清赏”、“师万物”等字样,看上去古色古香。 
    战争年代,条件艰苦,毛泽东用的文房四宝,大部分需要购买,有时也以战利品补充。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直罗镇,部队缴获了几支毛笔、一支好钢笔和一只手表,领导同志根据需要便都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只留下了几支毛笔,钢笔、手表都送给了其他的同志。 
    1937年,何香凝从上海买了一套上好的狼毫湖笔,托人带到延安,还有她的一本画集和一本《双清词草》诗集。毛泽东于当年6月25日写信给何香凝说: 
    “承赠笔,承赠画集,及双清词草,都收到了,十分感谢。没有什么奉答先生,唯有多做点工作,作为答谢厚意之物。” 

    1960年秋,周世钊、李达和乐天宇从九嶷山带回两支斑竹笔杆的毛笔,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除了用毛笔写字外,写文章、起草和批阅文件常用铅笔,看书时的批注也多是铅笔。他的铅笔字刚硬中寓圆转柔和,笔锋到处轻重不同,提按顿挫笔画分明,能写出像毛笔一样漂亮的硬笔书法。据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郭化若说,在延安时,因为当时是战争时期,工作紧张,时间短,铅笔写起来快,毛泽东有时不用毛笔而用铅笔斜着在宣纸上写字。 
    建国以后,毛泽东用的铅笔,原来主要是德国生产的,当国产“中华”牌铅笔问世后,毛泽东便开始用上海“中华”牌铅笔。毛泽东的遗物中,有上海“中华”、“五星”牌铅笔,其中一支“中华”牌铅笔上有“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等字,还有一支棕色圆形5B德国制铅笔。 
    毛泽东的理发师周福明回忆,他的一项额外任务,便是为毛泽东削铅笔,一次削好几十支。毛泽东出巡时也将铅笔预备好,到住处后,在床头、办公桌,乃至厕所等地方各放几支,以便随时随地取用方便。 
    毛泽东喜欢用高软度的铅笔。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说,毛泽东的床头桌上长期有十几支削好的粗黑软铅的木杆铅笔备用。 
    在毛泽东故居的书桌上,没有圆珠笔和钢笔。这两种书写工具,他一生中只偶尔使用一下。据逄先知说,圆珠笔毛泽东只使用过一次,那是1957年3月19日至20日,在徐州至南京、上海的飞机上,他用林克手上的圆珠笔,书写了六朝诗人萨都剌《木兰花慢·徐州怀古》、宋朝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和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楼有怀》,并对林克讲了这些词的词意和典故。钢笔,只在1942年1月26日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宣传要点》等少数文稿,以及给林克的一两封信等上面使用过。 
    毛泽东写字,并不大讲究纸的质地,这与他不喜爱拘束的浪漫性格和俭朴的生活作风是一致的。
在延安时,宣纸很少,毛泽东使用的多是根据地产的玉版纸、马兰纸和土纸。 
    1946年8月下旬,毛泽东得知刘邓大军六天时间内以五万兵力歼敌四个旅的捷报后,兴奋得难以自制,把马兰纸铺在桌子上,卷起袖子,饱蘸浓墨,写下了: 
    “庆祝大胜利!增强我信心!凡能歼敌有生力量者,均应奖励之!” 
    字越写越大,一种欣喜的激情在笔下一泻千里。 
    还有一次,延安新市场买了一批宣纸回来,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去买了十二刀,拿了十一刀送给毛泽东,一刀留给了郭化若。郭化若知道毛泽东喜欢用宣纸,就将那一刀也送给了毛泽东。 
    建国以后,毛泽东多用宣纸。毛泽东用的宣纸页,常是用四尺宣纸裁成12张,也有时用八开的白色厚宣纸。偶尔有写得较大的。 
    建国初期,毛泽东常用带红界线的宣纸信笺,以后主要用裁开的白宣纸,没有了红界线的视觉干扰,使他的书写更加无拘无束。就是用有竖格的信笺纸写时,毛泽东也常不按格写,随兴所至,甚至顶天立志写满全纸。
为了满足求墨者的要求,毛泽东有时还将题字、题词、批注写在笔记本上、书上,照片上、奖状、奖旗上,文件、信函的边行,或其他制品上。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为了加强对起义军的宣传鼓动工作,毛泽东独出心裁,亲自在中国工农革命军的军旗上书写了“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八个大字。 
    在抗日战争时期,各地到延安的进步青年怀着对革命领袖的敬爱之情,常常要求毛泽东题词留念,毛泽东总是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有位抗大的学员一时找不到好纸,用四尺白漂布给毛泽东,请求题词以作纪念。时隔几天,毛泽东果然写好了让人送去。 
    1939年,习仲勋也曾用一块一尺长、五寸宽的白漂布请毛泽东题词。毛泽东题写道: 
    “党的利益在第一位。赠给习仲勋同志,毛泽东。” 
    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叛逃前夕,周恩来秘密向毛泽东书面汇报了当时的严重情况,毛泽东阅后,沉思良久,然后在一柄白色的丝绸折扇扇面上写了“各求各志,各行各路 。离凡离圣,离因离果”四句话,随即叫警卫员将扇送给周恩来。周恩来一看,明白了毛泽东对于此事的意见。这是毛泽东在特定情况之下书写在特殊物件上传递的重要信息。也许是毛泽东唯一的一次题扇书迹。 
    毛泽东文房四宝中保存下来的有不少砚台。有一方最早的砚台,是毛泽东少年时代在韶山用过的。砚台是韶山本地材料制成的青石砚,长方形,底面凿有条痕,台面四周刻四道条框,前端略凹。这方砚长有19厘米,宽有12.5厘米。就是这方砚台陪伴毛泽东度过了“六年孔夫子”的私塾生涯。 
    在井冈山茅坪八角楼,有一个直径约26厘米的腰圆形青石砚,这是毛泽东用过的最大、且形状也最奇特的砚台。因为他通常用的都是长方形或正方形的砚台。 
    延安时期,人们知道毛泽东喜用毛笔书写,曾有人用古砖制成了一个方砚台送给他,可惜在战乱中遗失了。
建国以后,毛泽东生活比较稳定,使用毛笔和砚台的频率也更高了。每次出巡,总得带上他的砚台,但石砚较易碰坏,因此后来他改用铜墨盒。 
    20世纪60年代,有一次毛泽东巡视到杭州,随身带了一个小的铜墨盒。到了汪庄招待所,毛泽东发现所里为他准备了一个大的铜墨盒,用起来很方便。临走时,毛泽东对工作人员说:“你去请示一下领导,我们换一个墨盒用,看行不行?”所负责人听后说:“主席需要,拿去就是了。”毛泽东说:“那可不行,我不能随便拿公家的东西。我只能跟你们换。”就这样,毛泽东把自己用了多年的小铜墨盒留在了杭州,换回了那个大的。 
    毛泽东的砚台中最珍贵的当推齐白石送给他的那方雕花砚。此砚为湖南产花岗岩质地,石质坚硬,长26厘米,大的一头宽15.5厘米,小头宽14厘米,厚2厘米,外面还套着一个精制的楠木盒子。砚的表面约一半面积微凹,用于磨墨,其余部分雕花,如烟雨云蒸,意韵悠绵。齐白石对此砚极为珍爱,生怕丢失,又担心他百年之后,子孙将其转赠于人,于是亲手在砚体上刻下一行小字: 
    “片真老空石也。是吾子孙不得与人。乙酉八十五岁,齐白石记于京华铁栅屋。” 
    但一年后齐白石却违背了自己的规约,于1950年国庆前夕,将这方雕花砚作为礼品送给了他视为“知音”的同乡毛泽东。同时还将自己珍藏多年作为1941年的国画《鹰》,作于1937年7月的对联“海为龙世界,云为鹤家乡”也一起送给了毛泽东。 
    在这几件礼物中,毛泽东特别看重,并长期留在身边使用的唯一一件就是这方雕花砚。

——文/卢志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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