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慧认识毛泽东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名。那是1914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她在家乡板仓父亲杨昌济书房中看到毛泽东的读书笔记，便被其独到精辟的见解所吸引。不久后的一天，在家中，杨开慧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此时，她13岁，他21岁，还是少女的杨开慧对大她8岁的毛泽东情窦初开。

1918年夏初，杨昌济到北大当教授。暑期，毛泽东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在杨家暂住，与杨开慧接触增多，感情升温。

按现在女生的择偶标准，男生应该是“高富帅”。毛泽东占了“高、帅”这两点，“富”，可是一点也谈不上。他一没工作，二没收入，连租房子的钱也没有。但“白富美”的杨开慧一点也不嫌弃毛泽东，他对父亲说：“我是为父母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

身为名牌大学教授、全国知名人士的杨昌济对独生女儿的“惊世”之恋非常支持，他看重的是毛泽东的“才”，而非“财”。

1920年底，二人到了谈婚论嫁时，婚礼更是“骇俗”。根本不像当前的物质女孩一样，要车要房要家产。她与毛泽东“约法三章”：一不要媒妁之言，二不要嫁妆彩礼不坐花轿，三是不举行婚礼仪式不办酒席。没有亲人相伴，杨开慧独自夹着装有随身衣服的小包袱走路到了毛泽东租的房子里，以同居来表示结婚。

她的闺蜜都说她疯了，哪有这样随便把自己就给嫁了。但杨开慧就是这样不做“俗人之举”。

婚后，按照常人，夫唱妇随，比翼双飞，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多好。可是杨开慧和毛泽东很少过团圆的日子，毛泽东总是在革命的路上，甚至杨开慧生三个儿子，毛泽东没有一次在身边陪伴，也没有寄钱寄物。作为丈夫，他是失职的。

他只有在信中和诗词中表达对爱人的无限爱意，他于1920年冬天写了一首缠绵悱恻的《虞美人·枕上》，于1923年底写了一首《贺新郎·别友》。

但是杨开慧没有对丈夫的怨恨，只有思念和担心。她给他写信，要求去协助他的工作，可是毛泽东在信中说，革命工作不能儿女情长，“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看丈夫误解了她，她伤心地哭了，好长时间不再给他写信。

毛泽东感觉到了爱人的异样，特意赶到家里，问清了原委，毛泽东深表歉意，并让她带上母亲和孩子一起来上海生活。

杨开慧更忙了，除了照顾一家人的生活，她还要帮助毛泽东整理文件、书稿，协助组织工运、学运、农运活动，但能在爱人身边，并且是干革命工作，再苦再累，她也欣慰。毛泽东夸奖她：“我这个好秘书，抄写起来，又快又好！”

大革命失败，毛泽东要去搞秋收暴动，二人又要分手，毛泽东没有像常人一样对她作生活上嘱咐，而是叮咛：“要好好开展革命工作。”杨开慧含泪点头。

一对革命夫妻从此永别。杨开慧强忍思念之情，不给毛泽东写信，因为她怕因此暴露他的行踪。一天，她收到毛泽东用暗语写的信，大意是：开始生意不好，亏了本，现在好了起来。“他终于有信来了，我接着喜欢得眼泪滚流下来了。”

每天在相思中掰着指头度日的杨开慧，在1929年12月26日，她至爱的人的生日，用无尽的思念写就了一封长长的情书，无法寄出，只有藏在了墙缝里，“即使你死了，我的眼泪也要缠住你的尸体。我要吻你一百遍，你的眼睛、你的嘴、你的脸颊、你的额、你的头……你是我的人，你是属于我的！”可是，可是，遗憾的是，这封信1982年3月6日才被发现，毛泽东一直到逝世，也没能看到这封情书。

杨开慧写下这封情书10个月后，就被捕，敌人要她宣告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可以自由。杨开慧只说了一句话:“我，死不足惜，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于浏阳门外识字岭英勇就义，年仅29岁。这一天，她的生日刚过去8天。

1930年12月，正在中央苏区部署反“围剿”的毛泽东从报纸上得悉杨开慧牺牲的噩耗后，万分悲痛，当即写信给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1957年5月，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在回答友人为什么把杨开慧称作“骄杨”，而非“娇杨”时，毛泽东回答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

这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见到了当年家里的保姆陈玉英，听了陈玉英讲述的杨开慧牺牲的经过，64岁的毛泽东再也控制不住情感，泪流满面。

（本稿编辑：时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