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研究表明，在过去几年中，网民和地方政府都在不断改进自己的网络事件推动和应对技巧，网络上，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攻防”策略之战正在上演

　　　新的研究报告则推翻了传统判断，认为“黄金24小时”并不科学。上述报告称：75%的重大新闻事件在报道后的第2-4天网络关注度才最大

　　一个负面新闻事件发生后，政府如何判断它是否已引发网络风潮？中国的一些网络舆情研究者，正在试图对日渐凸显的网络事件实现数字化判断，为政府提供预警信号。“负面新闻事件中，如果被抽样的关于此事件的主帖、博文80%以上的回复浏览比在8%以上(即网民在论坛上平均每浏览主帖100次，回复超过8 条)，则说明网民对事件关注程度高，相关方需密切关注防止舆情危机发生。”

　　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口碑)研究所最近发布了《2009年中国网络舆情指数年度报告》(下简称《舆情报告》)，这一中国首份网络舆情指数报告，通过对2009年的50件新闻事件进行分析得出上述结论。这也是国内研究报告中首次对政府应对网络舆情提出了一条“经验警戒线”。

　　2009年，中国网民规模达到3.38亿，互联网规模稳居世界第一，网络参政风起云涌。根据上述报告，在过去几年中，网民和地方政府都在不断改进自己的网络事件推动和应对技巧，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攻防”策略之战正在上演。

　　网民“技战术”

　　上述报告说，2009年，网民对重大新闻事件网络舆情的贡献率为59%。“第一次，是网民，而不是网媒，主导了中国的网络舆情。”报告执行主编、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口碑)研究所副所长李未柠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所谓网民，指的是3.88亿穿行于网络，通过论坛、博客、贴吧、微博等渠道发表意见的人。而网媒，则包括依赖网络传播的传统媒体，在目前的中国，他们被视为是“正规军”，拥有可控的“把关人”。

　　李未柠等人的研究表明，没有“把关人”的网民，正在中国的网络维权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经过多年的磨砺，中国的网民们对网络的运用显然越来越得心应手，正形成一套自己的应对模式。

　　首先是开始网络事件“标签化”，李未柠说，从2008年的“俯卧撑”，以及2009年的“躲猫猫”，网民以及媒体越来越倾向于给事件“贴标签”，无论这种标签是否出自政府机构之口。“发烧死”、“噩梦死”、纸币开手铐事件中的“死角角”等都是类似情形。而且“贴标签”的行为时间间隔趋短。

　　另外，则是对时事的准确把握。比如在上海“楼脆脆”之后，网民们接二连三的发掘出成都“楼歪歪”、浙江“楼薄薄”、重庆“楼裂裂”、烟台“楼垮垮”、南京“桥糊糊”、上海“桥塞塞”等。

　　另外一个趋势则是“有图有真相”，在2007年，重庆杨家坪杨武、吴苹夫妇得以成为最牛钉子户，端赖于那张孤立于挖掘现场的独楼图。而众所周知的“人肉搜索”也早已是网民的利器。

　　而现在，《舆情报告》称，如今视频的作用凸显，发挥网络舆情触发器的作用。比如2009年11月发生在成都的唐福珍自焚事件，早在11月26日就有凤凰网、网易等12家媒体以“成都一女企业家因拆迁楼顶自焚”为主题报道，但并未引发媒体的大范围关注。直至12月2日，网络媒体报道中一段由手机录下的唐福珍自焚全过程视频走红网路，唐福珍才在早已“审丑”疲劳的自焚事件中成为热点。

　　网络公关专家敖春华认为网络维权走过了游击战、阵地战、歼灭战三个阶段。游击战阶段，网民们关注的都是一些“大人物”(市长或省长)的事情。阵地战的特点是：个体性事件+群体性的评论。而歼灭战的最大特点是一个事件发生后，速战速决。

　　有关“技战术”的总结正日趋规范，甚至有网友曾在天涯社区为网民维权总结了几个要点，比如：网络发帖之后，必须让你控诉的人知道网上有控诉他们的文章(引起他们的恐慌，自乱阵脚)；将充足的证据上传到网络(图片视频音频等最好)；文章不宜太长，无需煽情；标题要新颖(既能点明事件的主体，又能吸引网民点击)；号召人来顶帖等。

　　政府“应战策”

　　李未柠等人的研究为“传媒聚光灯和大众麦克风”时代的中国政府提供了一道预警线。

　　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网民话题关注度由高向低依次为：腐败问题、房价问题、就业问题、户籍制度、养老保险、食品安全、医疗保险、交通安全。

　　李未柠说，一起网络事件是否会成为热点，一个判断标准便是看这起网络事件在多大程度上是能触发网民敏感点因素的叠加。这就类似于正在发生的“北京公务员集资建房事件”，显然便是房价问题和人们诟病的公务员特权问题的叠加。

　　传统观点认为，官方处置突发事件有“黄金24小时”之说，即在事发24小时内发布权威消息主导舆论是平息事件的关键。在新媒体的冲击下，不少专家提出“黄金4小时”法则。

　　而上述报告则推翻了传统判断，认为“黄金24小时”并不科学。上述报告称：75%的重大新闻事件在报道后的第2-4天网络关注度才最大。

　　以此衡量，一些地方政府在应对网络危机事件时，要么是迟迟拖着不回复，要么是过早的回复。

　　前者如湖北石首事件，最终以群体性事件收场。李未柠指出，在一些事件中，政府回应偏晚，陷于被动。“将邓玉娇、钓鱼执法、内蒙古女检察长三个事件首个舆情指数高峰时间点和政府首次回应时间点对比。政府没有积极应对的态度。”

　　后者如山西问题疫苗事件。山西省卫生厅过早的定性表态，实际上使他最终进退失据。“而自己查自己，本身也给人口实。”李未柠说。

　　这一失据，反映在4月12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公布的“2010年第一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中，山西问题疫苗事件排名垫底，被红色示警。针对这一事件，李未柠在给相关部门的建议中提出：快报进展，慎报结论。

　　上述报告说：从某种角度讲，网络舆情关注的并不是案件本身，而是案件调查、处理的过程以及处理的依据。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网络事件的发生并不挑时间：根据研究结果，周末重大新闻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工作日相差无几。

　　舆情应对的标和本

　　但是网络问政所面临的压力是，民意有时候并不能转换成现实，而且民意在现实中也表现出它的两面性。上述报告说：舆情同情弱者，但也强调人治。而且，网络舆情还表现出情绪化和恶炒的一面。

　　而《舆情报告》所列事件还显示，涉外的网络事件往往处理得好，涉内的往往处理的并不好。李未柠说，如“谷歌事件“政府的舆情应对都比较成功。但是，在诸如石首事件、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甘肃陇南群体性事件中，就并不让人满意。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网络事件本身所能带来的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其效应目前正有减弱的趋势。“面对网络舆情，政府的反应速度加快了，也能充分披露一些信息，这是进步之处。”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杜骏飞说，“但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事情，只是应付网络舆情，结果只能是扬汤止沸。不能把宣传力凌驾于行政力之上。”